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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为学术沙龙上午场纪要。
正文部分汉字共4778字，阅读时长约10-15分钟。
2025年9月25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成功举办“近现代上海城市景观与社会生活”系列学术沙龙第一期“大上海与现代性·城市景观”主题沙龙活动。
常青、卢永毅、钱宗灏、刘刚、赵越、左琰、高正、蒲仪军、华霞虹、高曦、周慧琳参与沙龙并发言，上海报业集团上海日报城市和建筑历史专栏作家、主任记者、Qiao Shanghai融媒工作室负责人乔争月主持。
▲学术沙龙合影
开幕
周群华馆长代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对与会专家及观众表示欢迎。周馆指出，上海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化样本，其城市发展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的崛起，更涵盖社会形态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更新以及文化传统的延续。从外滩的宏大建筑到里弄风貌的心理寄托，从商业消费的转型到家居美学的细节呈现，皆彰显出独特的上海特质与现代性魅力。博物馆在业务建设中始终以城市发展与品格为逻辑起点，扎根本土，致力于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情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此次“近现代上海城市景观与社会生活”学术系列活动，旨在搭建开放的学术与教育平台，推动博物馆事业的转型与升级，并探索如何在激活历史的同时服务当下、创造未来。
主题发言环节
常青院士的发言，以“魅”这一核心概念为线索，讨论了建筑“现代性”的由来与内涵变化。他将建筑“表意的形式”，解读为人类精神依托在审美层面上的意象，其中就有集体记忆中摄人心魄、历久弥新的“魅”（enchantment），及其在传统观和现代性的博弈中所呈现的显魅、留魅、祛魅和返魅等，具四个阶段的时代特征。
“显魅”，是指始于欧洲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释放了被中世纪幽禁的主体知性及人文精神，唤醒了希腊、罗马古典建筑的“魅”，从中衍生出章法严谨、柱式为范、纵横三段的古典主义建筑。直至17世纪，古典主义的“显魅”走向极致：既隐含秩序又绚烂奇异的“巴洛克”化。1671年诞生的“法兰西皇家建筑学院”（即“巴黎美术学院”），成为建筑“学院派”的典范，20世纪初染指美国宾大建筑系，中国建筑的“学院派”即源于此。
“留魅”，是指欧洲在18世纪启蒙现代性、科学进步和工业革命催化下，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以求新“留魅”，挑战古典主义的理性秩序及巴洛克、洛可可繁缛装饰的过度“显魅”。至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欧洲的工艺美术运动和新艺术运动流派纷呈，以1925年的“巴黎现代艺术与工业博览会”推出“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也称“摩登风格”（Moderne）为风向标，一时风靡世界。纽约曼哈顿和中国上海的摩天楼，分别是西方和东方的摩登“留魅”典型，其中上海外滩的沙逊大厦（和平饭店北楼），堪称中国第一栋“摩登”建筑。
“祛魅”，是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最终消解“魅”的因果描述。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的形式特征，直接缘起于黑格尔所称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决然地以“祛魅”为意向，与不合时代的传统“留魅”分道扬镳。以德国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建筑理念强调：告别历史，合理进化；拥抱工业，普惠大众；功能主导，形式适从；几何构成，简约装饰，具有极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同济大学的文远楼，就是这一理念的中国回响。然而，现代主义“祛魅”的极端化，也会使建筑的时代性失却史地维度，甚至导致精神世界的“荒漠化”。
“返魅”，是海德格尔从批判现代性的存在主义理念出发提出的概念，本意不是回返历史，而是萃取历史、面向未来。以路易斯·康的“萨尔克研究中心”、文丘里的“母亲住宅”为代表，后工业时代的建筑学，反思建筑现代性的弊端，在现代形式中注重塑造人文意象，即类比性和象征性的当代“返魅”。而中国当下所倡导的守正创新，可以说也是一种全球在地的“返魅”。冯纪忠的方塔园“何陋轩”、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等，皆体现了与“返魅”意向趋同的中国“与古为新”设计哲学。陆家嘴的金茂大厦，则是20世纪末Art Deco建筑在上海的再现。
最后，常青院士将自身代入发言主题，分享了其主持设计的奉贤龙门阁（藏书楼）设计意向。该建筑以现代钢结构表达中国古典楼阁意象，扬弃其繁复装饰，再现其风姿韵味，尊古不复古，尝试了中国当代建筑“返魅”的空间与场所塑形。
卢永毅教授从城市化进程、媒体传播与遗产保护三个维度，解析了上海城市景观的形成机制及其演变逻辑，指出，“多重景观”是认识上海城市特征的关键，一方面，它的丰富性是其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由中外交流和多元力量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城市景观存在于动态过程，其复杂性需回到历史语境下理解。
首先是“城市化进程”。上海以“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城市形象蜚声中外，但它不全然是有意为之的“景观”城市，而是自19世纪开埠之后，由国际资本、民族资本以及教会影响等力量的叠加与互动、合作与交融乃至竞争与对抗中演进而成的工商业大都会。以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构成的三界四方格局，因发展模式和功能分化而各有各自特色，必须回到历史过程去认识城市景观的形成。如外滩建筑群是经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第三次建设形成现在看到的标志性城市立面，占主导的新古典主义样式，是西方银行金融建筑类型的惯用风格移植到此，以象征资本在“远东”的实力与身份。近代上海的国际化和西方文化冲击，也催生了最强烈的民族自觉以及空间与景观的竞争，最突出的是江湾大上海计划及其民族固有式风格的市政建筑。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则更加凸显上海特色的民族性，它们完全由民族资本兴建，建筑类型是外来的，但屋顶花园游乐场的使用模式和主导城市天际线的塔楼却充满本土特色，体现民族资本力量的进取，与外来者的竞争，其摩登景观也深刻挑战了传统的审美与伦理。
在“媒体传播”层面，强调近代上海印刷出版、摄影与广告兴起，画报、地图与商业宣传迅速发展，这些媒介不仅记录了城市生活，而且对城市景观形塑和城市形象建构，甚至“摩登上海”意象的逐渐固化和传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良友》画报、月份牌还是中外报纸甚至专业期刊，媒体既是现代进程的见证者，是景观认知与传播的重要推动力，也不断打开对世界和未来的想象。
在“遗产保护”层面，结合正在公示的《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4–2035）》，观察与思考当代城市遗产保护对再塑城市景观的重要作用。新规划明确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为认识上海文化的核心框架，反映了当代对上海城市遗产的更完整的理解和更多元的价值评判。近年来对红色资源的大量挖掘，使越来越多“霓虹灯外”的石库门里弄提升为为国家叙事和革命教育的基地，居住建筑成为城市景观获得了更多内涵。而以“武康大楼现象”为例，随着遗产保护公众意识的提升和社交媒体的介入，历史建筑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意义，这种“网红化”现象既提升了社会关注度，也引发了遗产真实性与价值认定的学术讨论。
上海城市景观不仅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不断重构的结果，其形成机制背后交织着资本、制度、社会、文化与认同的多重逻辑，是现代都市复杂性与开放性的生动写照。
学术报告环节
专题一：城市化与都市景观
钱宗灏教授以博物馆学的独特视角，结合自身在博物馆工作的经历，从建筑遗存、文化渊源及艺术细节三个方面解读外滩建筑的具体案例，阐释了外滩建筑在文化遗产保护与艺术解读中的价值，揭示了建筑细节背后所蕴含的跨文化意味，并强调博物馆不仅是文物收藏与展示的空间，更在建筑遗产保护与历史记忆传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钱教授以虎丘路犹太会堂的拆除与构件收藏为案例，说明博物馆在遗产保护中的介入方式。犹太会堂虽不复存在，但入口处仿古埃及神庙塔门（Pylon）的构件因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收藏意识而得以保留，并在后续展览中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这一过程表明，博物馆不仅是文物的储藏地，更是建筑文化价值延续的重要载体。
在建筑风格和文化渊源方面，外滩建筑折射出多重文化情结。以汇丰银行穹顶为例，钱教授提出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解读，认为其造型更接近古印度的萃堵坡（stupa），而非单纯的罗马穹顶，体现了英国殖民背景下的“印度情结”。同时，钱教授对法国总会建筑的古罗马元素、和平饭店屋顶造型受古埃及风潮影响的方尖碑设计，均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外滩建筑中蕴含的国际文化交流与流行风尚。
在装饰细节方面，钱教授对外滩建筑的诸多艺术元素进行了系统分析。阿特兰特雕像、鹅颈山花、塞利奥式毛石门廊、孟莎式屋顶等装饰形式，均承载着古典主义与巴洛克艺术的传承。字林报大楼入口上方的浮雕则尤具代表性，其中蕴含的“艺术性、科学性、文学性、商业性与真实性”不仅是新闻理念的体现，也展示了建筑如何成为观念表达的载体。
最后，钱教授强调，外滩建筑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正立面的宏大气象，还在于“第二立面”及细节中的文化内涵。研究者若仅聚焦标志性建筑的总体形象，难免忽视这些细部所承载的历史与美学信息。应以博物馆的思维方式，将外滩建筑视作整体文化景观，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实现更为全面的理解与保护。
刘刚教授分享了其研究团队开发的衡复风貌区多维时空信息模型（MST-HUD），通过数字化分析的技术现象初步揭示该区域城市肌理的有机特征。在传统叙事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定量与数字化工具，通过空间分析揭示城市形态背后的规律。
刘教授回顾了过往研究实践，指出上海城市发展不同于其他地区，其空间演化根源可追溯至先于城市化的乡土聚落。这些分散的村落虽处于社会等级的低端，却在城市扩展中形成了稳定而强大的网络，为上海成为东亚重要都市奠定了基础。在城市化进程中，旧有聚落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新的方式嵌入整体空间结构，体现出城乡关系的复杂性。
在研究方法上，刘教授提出应从土地形态、产权关系和建筑类型三个维度展开系统分析。通过定量模型和空间聚集性研究，可以识别出“二元结构”与“均衡混合”两种特征：前者表现为乡土与现代、传统与新兴之间的差异与分隔；后者则强调在多尺度上的叠加与融合。这一分析表明，上海城市空间并非遵循单一蓝图，而是在碎片化与整合的张力中不断生成。
在产权形态层面，刘教授借助“产权树”概念揭示同一地块在不同主体间的权利分化。这种产权的碎片化导致整体并购与大规模开发困难，进而推动了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模式。在建筑类型方面，刘教授强调应超越对“经典建筑”的关注，转向对普通建筑与类型演化的系统研究。建筑新类型的出现标志着城市活力的延续，而上海正是通过不断的类型更新展现出独特的生命力。
最后，刘教授总结道，城市研究既要关注宏观格局，也要重视微观层面的动态变化。通过数字化和人文叙事的结合，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上海在过去150年间形成的复杂空间格局，并为未来的渐进式更新提供学术支撑和实践启示。
赵越老师通过德国北部城市克雷费尔德的案例，深入探讨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装饰艺术（Decorative Arts）由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向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转型的过程，揭示了艺术、工业与科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动机制，并指出这一研究对理解上海装饰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赵老师首先指出，装饰艺术并非“现代”新创造的概念，但在19世纪末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在1898年创办的德法双语杂志《装饰艺术》中，该词常与“工艺美术”“实用艺术”“应用艺术”互换，涵盖陶瓷、纺织、家具、室内设计及建筑等领域，特别指向对工业生产的功能性物品进行艺术提升。这一时期许多艺术家从美术（Fine Arts）转向装饰艺术，致力于全面塑造日常生活环境而非单纯再现。在此意义上，装饰艺术也与“整体艺术”（Gesamtkunst）概念紧密相连。
克雷费尔德作为德国丝绸工业中心，在1900年前后成为装饰艺术改革的重要阵地。赵老师特别强调威廉皇帝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德尼肯（Friedrich Deneken）的关键作用，他通过展览、讲座与出版搭建起艺术家与当地丝绸企业的合作网络。在其组织的“现代女装特别展”（1900）中，凡·德·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设计的茶会裙，以“逻辑、健康、美”为原则，借服装改革传递现代生活理念；在当地大型纺织工厂Deuß & Oetker生产的“艺术家丝织品”系列（1901）中，奥古斯特·恩德尔（August Endell）的设计则以实验心理学为基础，强调视觉元素对感官的调动。这些案例展示了装饰艺术在艺术与科学结合中的多重路径。
在传播层面，《装饰艺术》杂志等媒介推动了新艺术与现代设计的普及，塑造了跨国流动的“现代生活图景”。克雷菲尔德的经验由此超越地域局限，进入更广泛的国际文化网络，对包括上海在内的远东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克雷费尔德建立的艺术—工业—文化网络为20世纪20年代包豪斯的纺织教育奠定了基础，并影响了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等现代主义建筑师的设计实践。这一历史连续性表明，装饰艺术改革不仅是局部现象，而是现代主义发展脉络中的重要环节。
交流互动环节
现场互动讨论主要聚焦于装饰艺术在上海的传播与独特接受方式。与会专家回顾了其在西方的兴起与演变，认为该风格既承续新艺术运动，又因几何化处理和历史元素的吸收而具备独特特征，尤适用于高层建筑，从而塑造了上海鲜明的城市天际线。相较于工艺繁复的新艺术，装饰艺术更具商业性与普及性，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更易落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开放港口城市形成了积极吸纳新事物的社会氛围，使其与装饰艺术的融合水到渠成。整体交流既回应了装饰艺术百年纪念的语境，也深化了对其在上海城市风貌与建筑文化中深远影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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