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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为学术沙龙下午场纪要。
正文部分汉字共4825字，阅读时长约10-15分钟。
2025年9月25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成功举办“近现代上海城市景观与社会生活”系列学术沙龙第一期“大上海与现代性·城市景观”主题沙龙活动。
常青、卢永毅、钱宗灏、刘刚、赵越、左琰、高正、蒲仪军、华霞虹、高曦、周慧琳参与沙龙并发言，上海报业集团上海日报城市和建筑历史专栏作家、主任记者、Qiao Shanghai融媒工作室负责人乔争月主持。
▲学术沙龙合影
学术报告环节
专题二：近代设计与海派家居
左琰教授以鲁迅、巴金与柯灵三位近代文化名人的故居为案例，探讨了室内陈设与家具选择背后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与个人经历，揭示了上海居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演变。
左教授指出，作为典型的租界城市，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居住文化的深刻转型：由传统中式格局为主，逐渐过渡到中西合璧，最终形成中西交融的状态。现代设备与西式家具不断进入市民生活，与本土传统风格共存，构成“海派”室内空间的多元特征。
在个案分析中，鲁迅出身于绍兴传统士绅家庭，长期浸润于江南文化，其上海新式里弄住宅虽引入部分现代家具，但整体仍保留浓厚的传统气息。他的书房与卧室合一，既反映了生活条件的局限和简朴务实的生活态度，也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杂糅的特征。巴金则成长于四川地方望族，后又有留学经历，其故居是一座独立花园住宅，空间宽裕，设有独立餐室、壁炉及多处书桌，家具以西式沙发、展示柜等为主，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现代性格局，反映了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与开放的文化视野。柯灵虽出身寒微，但凭借写作与新闻事业逐渐取得社会地位，长期居住在由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西班牙风格公寓。其家居陈设中既有西式家具，也有大量藏书与旧式器物，风格杂糅。而书房在夫人陈国荣的悉心保护下保持原貌，充满生活气息与历史真实感。
最后，左教授总结道：这些名人故居的家具与陈设风格深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个人出身、教育背景、经济状况以及社会身份等。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生活空间与写作空间高度交叠，尤其在鲁迅与柯灵的居所中表现明显，显示出日常与创作的紧密结合；其二，家具配置多为逐渐积累而成，而非成套购置，既包含中国传统元素，也吸收西式现代形式，呈现出混合性与个人化的特点。这种空间格局与陈设特征，正体现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高正教授围绕“海派家具”的概念界定、历史演变、区域对比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系统回顾了上海近现代家具的发展脉络，并探讨了家具史研究的学科路径及其在城市现代性中的意义。
高教授指出，目前学界对“海派家具”的定义尚存模糊，主要集中在时间范围、风格特征与地域属性的分歧。为厘清这一概念，可从纵向历史脉络入手，将其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的早期阶段主要接纳和模仿西方古典式样家具、出现了沙发等新式品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模仿走向创造，受装饰艺术（Art Deco）影响，出现所谓“摩登房间家具”，其特征在于“整体简洁、局部精雕”，装饰纹样融合中西，如在几何形纹样中融入仙鹤、鸢尾花等纹样；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胶合板材料普及和流线型风格的兴起，家具造型由方至圆，出现了“流线型摩登家具”。总体而言，海派家具在短时间内即多次转型，时变时新，迸发着“十年一变”的活力。
在横向比较中，上海的海派家具虽在全国最具影响力，但其它区域内的家具也有自己的特征。同期的苏作、广式、宁波及天津家具均延续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如苏作注重精细工艺，广式常见木棉花饰与瓷嵌，宁波家具偏好骨木镶嵌。这一比较凸显了海派家具的独特性，同时也表明其在当时全国家具格局中发挥了引领风尚的作用，推动中国家具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在探讨现代性时，高教授以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大华铁厂生产的钢管椅为例，指出其虽受包豪斯设计理念的影响，却经由留法归国设计师钟熀等人改良，更贴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及消费能力。这表明，海派家具不仅存在设计中的借鉴，更包含在地化的变通和再创造。希克斯（S·J·Hicks）、鲍立克（Richard·Paulick）、乐振葆等海派家具设计师参与设计，显示彼时已出现室内设计与家具设计的系统化、专业化趋势。
在研究路径上，高教授强调应突破单纯的家具史或建筑学范式，结合工艺美术、家政学等跨学科资料，从“见物、见人、见生活”的角度考察家具与日常生活、性别、阶层及现代家庭理想之间的互动，强调“摩登之家”的核心不仅在于器物与环境的艺术化，更在于营造优美、舒适并符合现代人身心需求的“适意”空间。
蒲仪军教授以“摩登都市的技术支撑”为主题，系统梳理了上海近代建筑设备的发展历程、文化意涵及其在遗产保护中的现状与挑战。
“建筑设备”一词由日语转译，涵盖给排水、电梯、采暖、通风、空调、煤气等与建筑性能和环境舒适度直接相关的设施。自1865年煤气灯点亮、1882年电灯投入使用、1883年自来水供应启动以来，上海逐步建立起现代化市政基础，为建筑设备的普及奠定条件。例如，抽水马桶1866年介绍到上海，1915年后开始大面积安装，1887年客利饭店就安装了电梯，到1936年全市已拥有约千部电梯在运行，成为高层建筑兴起的重要前提。
蒲教授强调，建筑设备不仅是技术产物，更是塑造摩登生活与城市空间的关键因素。它推动了住宅平面格局的演变，那时新式里弄就中普遍配备暖气片，可见当时卫生和生活标准的情况。建筑设备业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马尔康洋行等专业设备设计公司的出现。在文化层面，建筑设备的社会认知经历了由晚清时被视作“奇技淫巧”，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广泛接受并象征“摩登生活”的转变。广告、文学与电影中频繁出现的浴缸、电梯、采暖等元素，正体现了现代化设施与个体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张爱玲笔下对电梯与浴缸等的细致描写，便是这种文化转化的生动写照。
结合近年实地调研，蒲教授发现外滩银行工会大楼、上海某住宅等仍保留部分原真设备，如彩色卫浴套件、燃气壁炉及早期电梯，具有重要的技术与文化价值。然而，在遗产保护实践中，建筑设备往往被忽视，不当替换或随意加装（如空调外机破坏外立面）导致历史建筑风貌的部分损失。
蒲教授指出，应提升建筑设备在遗产保护中的认知，将其视为与风格、材料同等重要的价值要素。系统记录并活化利用历史设备，加大对近代历史建筑室内外历史信息、特征要素抢救性的调研与保护。不仅有助于技术史的挖掘和遗产保护，也能深化对现代化进程中物质文化意义的理解，实现双重层面的传承。
专题三：建筑风格与城市文化
华霞虹教授围绕“摩登”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讨论，从风格、类型、空间、技术与人文五个维度，对上海近代建筑的现代特征进行了系统阐释。“摩登”一词虽源于英语“modern”，但在中文语境中具有复杂的语义演变，其涵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逐渐稳定为“新颖”“时尚”之意。因此，理解“摩登都市”，必须置于现代化进程与社会文化语境之中。
在风格层面，装饰艺术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上海摩登风格”。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邬达克、公和洋行、华盖事务所等中外建筑师设计了大量装饰艺术风格建筑，从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到中国银行大楼与大上海大戏院，既体现几何化、抽象化的国际潮流，又吸收了本土文化符号，形成多样而独特的表现。
在类型与空间层面，上海城市的居住与功能建筑类型高度多样化，其住宅、剧院、银行及工业建筑构成了摩登都市的多元基因。住宅类型从里弄、花园住宅、公寓到新村，构成了丰富的都市肌理，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方式变迁。城市空间也在短短百年间由不足两平方公里扩展至六百余平方公里，形成多样化的建筑景观。上海的城市扩张与租界格局深刻影响了建筑遗产的分布。如外滩的银行群体现金融中心地位，苏州河沿岸遗产映射工业基础，南京路、人民广场及虹口的剧院则奠定了城市娱乐格局。外滩、苏州河、南京路与福州路等区域，既是产业与文化的聚集地，也是现代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舞台。
在技术与人文层面，高层建筑的出现、电梯与采暖的普及，以及水刷石、泰山砖等新型材料的广泛应用，既改变了建筑形态，也反映出工业化与民族工业发展的成果。这些“隐性的技术”是上海摩登的重要支撑。而上海摩登的形成也离不开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中外建筑师、营造商与业主的共同作用。档案显示，近代上海登记在案的中外建筑师多达数千人，既包括英、美等国的设计师，也有大量留洋归国的中国建筑师，他们共同塑造了上海的建筑遗产。
最后，华教授指出，“摩登”并非固定风格，而是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变化的结果。遗产保护的目标不应局限于“Art Deco 的上海”，而应呈现出多样性的上海。这种多样性不仅是建筑形式的差异，更是城市现代性持续发展的体现。
高曦老师以“东方斐帝亚——刘既漂设计艺术展”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刘既漂在中西艺术交汇背景下的“总体艺术”探索。刘既漂作为中国第一代留法艺术家，1921年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初习绘画，后转建筑。深受该校“大美术”教育理念影响，强调绘画、雕塑、图案与建筑的有机融合，为其“总体艺术”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法期间，刘既漂受到装饰艺术运动的深刻影响，善于从古埃及艺术及其他异域文化中汲取灵感，并通过几何化、抽象化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译。他不仅作为画家、设计师活跃于艺术界，还兼具策展人、教育家等多重身份，其艺术实践跨越了纯艺术与实用艺术的界限。
在设计实践中，刘既漂于1925年巴黎国际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中，以“龙凤朝阳”为主题，将中国传统图饰与装饰艺术风格相结合，展现出中西融合的视觉语言。在1929年西湖博览会中，他担任艺术股主任，全面设计统筹展场建筑、标识系统、门票、手册及壁画等各类视觉元素，实现了从二维到三维的整体设计，成为中国现代早期“总体艺术”的重要实验。此外，刘既漂还参与创办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并担任图案系主任，提出“美术建筑”理念，强调建筑不仅是功能空间，更是融合绘画、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艺术。他主持设计的罗苑石膏教室，即体现了其“艺术合奏”的教育理念。
高曦老师指出，刘既漂的贡献在于突破了艺术门类的界限，推动了中国设计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作品涵盖建筑、平面、室内及公共视觉系统，展现了中西、古今与多元文化的融合。作为中国现代设计的先行者，刘既漂在“美术建筑”与“总体艺术”的实践中，始终致力于将艺术融入生活，以综合之美塑造现代环境。
周慧琳老师探讨了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先施（1917）、永安（1918）、新新（1926）与大新（1936）——在南京路景观建构和都市文化形成中的作用。这些由民族资本创办的百货公司不仅是商品流通的场所，更是集建筑、空间、服务与媒介于一体的“造梦机”，通过物质与视觉手段销售现代生活方式与身份想象。
周老师首先梳理了四大百货公司在南京路上的分布与发展脉络。它们自东向西依次布局于南京路要冲，以大体量建筑、塔楼造型与骑楼廊道重塑了街道尺度与天际线，其设计多由德和、公和、鸿达、基泰等中外建筑师与营造厂合作完成，形成具有强烈视觉识别性的现代商业地标。橱窗、霓虹与室内外贯通的空间设计，进一步强化了街道的戏剧性与消费诱惑力。
在功能层面，四大百货公司突破传统零售模式，整合百货、餐饮、旅社、舞厅、游乐场、保险、金融及自有工厂等多元业态，构建出“一站式”都市生活综合体。自动扶梯、空调、日光灯与“玻璃电台”等新设备首次大规模面向公众，使百货空间成为近现代科技的展示窗与都市生活的“样板间”。
在文化传播方面，百货公司通过商品陈列、广告宣传与《永安月刊》等纸质媒体，将“世界主义”的物质文化转化为可触摸、可实践的现代性生活范本，引导市民通过消费行为构建自我认同与社会阶层归属。它们不仅是消费空间，更成为都市现代性的教育场与幻想实现地。
最后，周老师提出两点反思：其一，百货公司鼓励女性消费与身体展示，既带来解放契机，也可能加深消费主义下的物化逻辑；其二，从四大百货公司到当代购物中心与线上消费，都市景观与消费文化的“造梦”逻辑如何演变，值得进一步研究。
交流互动环节
在交流讨论中，与会者围绕上海都市文化中的“摩登”与“海派”概念展开了深入交流。有提问指出，二者常被混用，是否可视为同一文化现象？摩登究竟是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一种短暂风尚，还是持续塑造上海城市认同的文化逻辑？专家回应认为，“海派”是一个更宽广的历史概念，源于清末，体现上海开放、包容、创新的城市气质，并随时代演进不断被赋予新内涵；而“摩登”更多指20世纪初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阶段性现象，体现在建筑、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中，其内涵不仅限于形式，也包括技术、卫生与城市管理等现代性要素。
此外，讨论还延伸到上海近代公共建筑的内部设备及其社会影响。提问关注建筑内部设施（如水电、卫生设备）是否被系统研究，以及其与市政服务（如电力、自来水公司）运营推广之间的关联。专家指出，建筑设备是近代公共建筑功能实现的关键，其推广过程涉及租界法规、权利博弈与社会接受度等多重因素，需结合建筑学、社会学与经济学进行跨学科探讨，从而更完整地理解上海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与社会互动。
▲现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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